郑俊怀出狱已经一年有余，这位伊利前董事长卷土重来的传言渐渐消歇。 

中国企业家中，脱身囹圄后能东山再起者似乎尚未出现。但是他们仍然令人着迷：曾经的传奇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对于郑俊怀，可能真的结束了。 

2009年7月4日，曾因盗窃公司资金等罪名被判刑6年的黄宏生获得保释。7月6日，星期一，香港股市开盘，创维数码最大涨幅20%，股价创出一年新高。这是历年来出狱企业家获得的最高礼遇。黄宏生是创维第一大股东。郑俊怀没有伊利股权。 

2007年9月，曾因滥用职权获刑1年10个月的前三九集团董事长赵新先刑满出狱，并于9个月后加入南京小营药业集团。郑俊怀所犯是挪用公款罪，刑满5年内没有公司高管任职资格。 

2002年春节，曾因贪污获无期徒刑(后改判18年)的褚时健被准许保外就医，随后在家乡的哀牢山上种下遍山柑桔，颐养晚年。郑俊怀没有哀牢山。 

接近郑的人听到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也有比郑目前的处境更糟的。2009年12月，7年前貌似已终结的健力宝董事长李经纬及其三位旧部“转移公司巨额财产”案易名贪污案再遭审判。三位旧部获刑14到18年不等。70岁的李经纬因脑中风一直未愈，无法参加庭审。 

较之上述诸位，郑俊怀身上的悲剧意味更浓：与他恩怨交加的两个弟子仍在他所开创的事业里赢得万众瞩目，却无一可以投靠。如此结果，郑的性格可堪琢磨。 

但是郑案绝非无懈可击。指责郑俊怀借公司资金MBO或有所据，以“挪用公款”治之以罪，郑不服气。在接近郑的人看来，此案源于郑阻断了当地权要的财路。果如其言，权要或可倾覆，但郑之罪与非罪似在两可，欲推倒重来，大不容易。 

三年来，《中国企业家》杂志一直在关注郑俊怀，并曾试图进入其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探望。郑俊怀如何度过狱中生活？他的近况及未来又怎样？他一直未曾认罪的判案能够翻案吗？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说的不是富贵，是风流云散。 

 

 

岁末。北京。 

郑俊怀的背影消失在地铁车站汹涌的人流中。 

目击者说，郑的模样变化不大，手里拎着两盒儿盒饭。 

往年春节，郑俊怀所在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会批给他三天假期，让他回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老家，陪九十多岁的母亲过年。郑幼而失怙，对母亲感情很深。2004年伊利高管被检察院带走调查前数月，郑俊怀曾接受媒体采访，称“每当过不去时，想想92岁的老娘安详地做针线，一下子就平静了。老娘在炕上轻轻地摸我的胳膊和脸，唯有这种感情是最真的。” 

如今，这种感情郑只能在回忆中体会了，郑母已于2008年过世。牛根生曾派人前往吊唁并送了花圈。与郑接触密切的人说，最近和郑俊怀提及牛根生，郑连说“牛不错牛不错，不枉老大哥培养过”。 

在北京，郑俊怀购买了公交一卡通，对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北京地铁了如指掌。郑真的需要这种拥挤难堪的交通工具吗？ 

郑俊怀出事前的董事长助理张三林(自称郑接受调查的翌日被伊利扫地出门)说，郑俊怀目前在“给几个朋友帮忙当顾问”，其中包括一家新能源公司和一家网络公司，每处月工资三四千元。朋友本来要给郑俊怀配车，郑说一来自己不会开车，二来费用太高，不如给他租一套房子。郑认为自己的“行情”至少应该在年薪百万以上，因为他的许多部下(郑出事后从伊利出走的)已经达到了这一数字。但朋友们支付不起，他只能象征性地收一些顾问费。“也没什么，”张三林说，“我以前跟他出差总是吃方便面，这个人节省惯了。” 

郑从监狱出来后常说，那种环境下我都过来了，现在出来了还有啥了不起，什么能过不去？ 

按照张三林和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的说法，郑俊怀入狱前两年的年薪、奖金共计520余万元一直在伊利未领，出事至今索要无果。呼和浩特劳动仲裁委员会曾受理此事，不了了之。呼和浩特市政府曾指示伊利公司按月发放5000元给郑的家属，但只执行了数月即被伊利停止。2005年初，郑俊怀身陷包头看守所，其分别在日本和法国上学的一子一女经费无着，郑妻向牛根生求助，后者与四位蒙牛高管为之筹款30万元，其中牛根生10万(一说8万)。 

郑俊怀的一位朋友(据刘爱国说是伊利的前董事)曾向其借贷150万元，郑入狱后，该朋友再不提此事，郑的家属多次讨要不得。不得已，郑求助法庭，目前追回50万元，已用于支付诉讼费及还债。 

郑不止一次向刘爱国感叹，“我到了里头就知道了，第一是亲情，第二是真朋友，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这个时候，谁是真谁是假，一目了然。” 

张三林和刘爱国都证实，无论郑在看守所还是监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现伊利董事长潘刚从未前去探问过。 

出狱以来，有传言说郑俊怀将携40亿资金在包头成立“新长征乳业”。按照《公司法》，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等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者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后又传郑已加盟黑龙江红星乳业。张三林说，一个前伊利常务副总目前在红星乳业供职，是他邀请郑前往。目前看来，郑并无此意。 

传言表达的是一种基于郑俊怀半生经历的可能：郑会在其曾建立丰功伟绩的行业重树大旗。但中国乳业的舞台由伊利和蒙牛领衔主演的大势已定，郑曾赖以成长的市场环境不可复制，郑想异军突起几无可能。 

况且，郑似乎对媒体给他展示的壮阔前景兴趣不大。2009年1月，由刘爱国联络，一位前呼和浩特市副市长请郑吃饭。刘说，郑在伊利的时候，该市长与郑关系并不好，但他认为对郑的判决不公正。席间，刘问起郑的打算。当时，欲请郑加盟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一家在北海经营珍珠养殖、在西藏搞牦牛奶的公司。郑的说法是“等几年再说”。刘分析，郑虽然一直没有明言，但心里还是想“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所谓“等”，是要等内蒙古政府换届。 

2009年11月底，原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接替储波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如果郑俊怀确实在“等”，那么他应该从中看到了希望。 

刘爱国说，郑俊怀目前还有一些官司要打，其中包括启元公司股权案。该案已经开过一次庭，但因原告人数未齐，暂时中止审理。启元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按照呼和浩特市政府的指示用于激励伊利高管。每年伊利提取税后利润的10%注入启元公司，购买伊利股票。郑俊怀事发前启元持有近1000万股伊利股票，约占当时伊利股份的4%。郑俊怀代表二十几个隐名股东(即原伊利高管)持有启元近98%股权。

2005年12月，郑案一审开庭前，呼和浩特市国资委下属的呼和浩特投资公司找到郑俊怀，劝郑将启元所有伊利股权转让与呼和浩特投资公司。郑在协议上签字。 

“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刘爱国说，“协议的转让价是启元当初的购买价。但就是这样，启元的所有股东也没有拿到一分钱。” 

另外，郑等人的判决书中称，导致郑俊怀入罪的华世商贸公司所持800多万股伊利股票将被拍卖，案犯的个人投资将予归还。刘爱国说，其中有郑的个人投入200多万元，现在也未拿到。 

从刘爱国的叙述中，可以感到郑俊怀本人对这些官司积极性不高。刘爱国熟知郑的性格。“比较固执。你谈的时候他都表示同意，等他说的时候还是他那套东西。”一些接近郑的人也说，郑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断附以“对对对”，事实上他可能根本就不以为然。但这一次郑或许是对的。如果不能彻底翻案，局部的挣扎意义不大。 

2009年，伊利股份因连续两年亏损被证监会冠以“ST”。目前，潘刚持有434万伊利股票，2319万份股票期权。  

 

 

2007年10月19日，《中国企业家》记者与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来到郑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多次协商未能获准入内，记者留在监狱外面等待刘爱国会见郑俊怀结束。 

高墙外植满白杨，天高云淡，落叶满地。一些衣着不整的民工在一辆卡车旁打扑克，他们在等待进入监狱拉货。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年男子要求记者不要对监狱拍照。他看上去很威严。 

会见室里，郑俊怀主要讲述的是自己为什么要在启元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当时，刘爱国准备就此提起诉讼。郑说，从2005年5月到郑案开庭前，呼和浩特投资公司及政府官员先后6次找他谈话，督促他同意转让启元所持伊利股份。开始，郑“扛得很死”。最后一次，在看守所，来人说，我们受市里的委托，你就签了吧，签了以后，你们入资的本金，领导说，肯定退给你们。你签了，最高领导就知道了，你们也就没事儿了。“我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住(不放)吧，弟兄们还有四个人在里面圈着(同案伊利高管杨桂琴等)。我们不要了，回家就算了。”郑没有再考虑之前刘爱国对他的嘱咐：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算不得数，案子正在审判过程中，哪个领导能说这个事免了就算了？ 

郑当时身在看守所，历生平未遇之险境，急于破财免灾，人之常情。刘爱国说，郑签字的时候，看守所所长还曾提醒他：上次你不是跟那个律师说，他不在的情况下你不签吗？ 

刘爱国认为，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将得以流通，以平价购买，利益显然。从而，这份协议显失公平，存在趁火打劫嫌疑。 

会见完毕，刘爱国认识的一位监狱干部谈起郑减刑的事，表示很难，“主要是得罪的人(位子)太高了。”刘爱国说，郑目前在狱中种菜。 

2006年由看守所转入监狱后，生活条件大为改观。刘爱国曾向记者描述了他2005年1月8日在包头看守所会见关押不久的郑俊怀的情景：零下20多度的天气，郑俊怀站在会见室朝向关押区的窗户外面，手被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郑俊怀个矮，手高高举起。在看守所，郑与七八个犯人同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号子”里，大通铺，“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遭看守打骂是家常便饭。在那里，没人知道郑是谁，即使知道，也未必有人关心。看守所伙食恶劣，借以下饭的菜汤，使用的是带哈喇味儿的陈油。跟他的同伴一样，郑俊怀每天最盼望的是吃一包方便面(可购买，但数量有限制)。有开水当然最好，如果没有，他们就用自来水把方便面泡软了吃。2005年12月22日，冬至，郑案第一次在包头中院开庭，郑吃到了进入看守所一年以来最好的两顿饭。 中午是炖牛肉米饭，晚上是伊利速冻水饺。据说水饺是审判长给买的：老郑，冬至了，没别的，我们给你买点儿伊利水饺(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  

二审宣判后郑俊怀进入萨拉齐监狱服刑。在看守所呆了一年零七个月，能够离开，郑感到兴奋，虽然是前往监狱。 

在监狱里，郑原来的身份得到一些尊重。有一个堆放五金电料的仓库，管理库房的人不用心，教导员让郑俊怀来负责。管库本是监狱中的“优差”，得之不易。郑当时还在因病输液，咬着牙与另外两个犯人一起，用了一个礼拜时间，将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物品分门别类，并贴好了标签。郑的表现得到狱方赞赏。半年后，郑服刑已满刑期的三分之一，按规定可以申请保外就医。郑有严重的胆结石，一直未手术治疗。他在监狱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医院院长对他说，你什么条件都够(指服刑期和病情)，别人能批，你不能批。 

再回到监狱时，管库的职位已经被别人顶替。郑俊怀申请管理狱中的菜地。狱方对前伊利董事长会种菜表示怀疑。郑说：“我爷爷我父亲都是一辈子种地，我小时候也种过。”监狱的菜地主要种植黄瓜和西红柿。郑知道庄稼人的体面，他种的地里没有一棵草。六七月份太阳正毒，郑看见自己的汗水流进土里。郑的想法是，既然保外就医不可能，就只剩下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一条路。他要回家。 

郑的表现果然被记录在案，郑得以减刑一年。每天，郑可以从地里带回两根黄瓜和两个西红柿，慢慢享用，滋味甘美。不久，郑再获一年半减刑(按刘爱国的说法，减刑是因为郑发明了一个节水装置)。出狱的时候，管理人员对郑说，你走了，明年这菜谁种呀？郑回答：咋？我留下再种上一年？ 

据说，郑出狱后，他的减刑经过还遭到调查。既然郑的“敌人”如此厉害，怎么能允许他如此大幅度地减刑？刘爱国的解释是，为郑减刑完全符合程序，而且狱方也不会完全受人摆布。看来，无论“敌人”是否存在，郑的能量都还不能小觑。 

接近郑的人说，进入看守所后，郑很快就说服自己、调整好了情绪：你气谁呀？你的家人朋友都不在跟前，你的对手更不在跟前，你不是自己气自己么？这不是傻子么？  

 

把伊利当成家 

 

出狱后，郑俊怀曾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放错位置了。伊利是我的家，错了，伊利怎么是你的家呢？” 

郑的朋友们包括张三林、刘爱国也都持这种看法，认为郑俊怀出事是因为他把伊利看成自己的孩子，太认真了。 

刘爱国说，郑俊怀执掌伊利期间，对公司的钱“抠得要死”，自己节省不说，在当地政府要求赞助的活动中表现冷漠，从而与政府关系紧张。张三林回忆，2004年中国证监会曾在内蒙古检察院之前进入伊利调查，准备以罚款60万元了结此事，但郑不为所动。张劝郑好好考虑，显然郑并未听从。 

张三林说，在郑俊怀等人被带走调查后，张在伊利的配车、办公室也都被伊利收回。伊利中高层管理人员有500多人或主动离开或遭辞退。郑俊怀出事前，郑与潘刚的矛盾已经激化，原因是潘刚的姐姐、姐夫等众多亲戚开办多家承揽伊利广告、劳保用品业务的公司，郑极力反对。潘刚与同遭郑截断财路的伊利独立董事俞伯伟(俞的亲属办有咨询公司，曾为伊利提供咨询服务)同仇敌忾，将郑使用公司资金为自己买入伊利股份的事公之于众。有多人告诉《中国企业家》，潘刚与当地某政要的儿子关系密切，因此能在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至少从表面来看，郑俊怀已一无所有。郑得到的结果与当年牛根生离开伊利时有极大的相似。 

2005年8月，郑俊怀在看守所时，由蒙牛两个高层撰写的《蒙牛内幕》一书出版。书中披露的《牛根生自述：我是如何从伊利出走的》一文说，郑俊怀免去牛根生在伊利的职务后，安排他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书，这期间，“凡是我用过的人，生产部长、销售经理、技术人员？?基本上都被免了或者以其他职务被挂起来了。”离开伊利时，牛根生同样没有拿到伊利所欠的年薪。“作出离开伊利的决定时，”牛根生写道，“我心里相当难受。段永平从小霸王走时老板送他一辆奔驰，而我不但没拿到我应得年薪，还说欠企业20万，上北大的1万元也要我交？?在伊利那头越寒心，在蒙牛这头做事的动力就越强。” 

1999年随同牛根生离开伊利的人中，有十几个都未拿到前一年的年薪，他们多次索要，伊利迟迟不给，以致2002年提起诉讼，但被告知已过诉讼时效。结果，牛根生用自己在蒙牛所得给众人补发了这笔伊利欠款。 

《蒙牛内幕》说，1997年，蒙牛现任总裁杨文俊被郑俊怀提拔为伊利液态奶总经理。经营一年，未有赢利，团队情绪低落。为鼓舞士气，杨与液体奶领导层集体讨论，决定截留12万元货款给30多个骨干人员发放奖金。尽管杨本人分文未取，但由于违反规定，受到伊利内部纪检委的审查，被就此免职。其时杨的行为在伊利其他部门并不鲜见，独有杨受到惩罚。他认为，是因为郑与牛当时矛盾增大，而自己此前一直在牛根生手下。1999年，杨离开伊利加入蒙牛，随后伊利将已内部处理结束的“挪用货款发放奖金案”移交检察院。由于杨及时补交了挪用款，而且单据俱全，检察院决定免予追究。 

郑俊怀在伊利22年，功绩卓著，权威无上，伊利公司所形成的文化为其一手创造。郑俊怀出事时，潘刚进入伊利已经13年，郑如何对待牛根生诸人，潘刚一定心领神会。郑俊怀如果真有远见，应该不会为自己目下的凄凉感到委屈。 

由此，对郑及其朋友所说的“把伊利当成家”也必须重新审视。通常，这个判断的意思是大公无私，郑及其朋友想必取义于此。就郑之种种看来，结论未必如是。郑把伊利当成家，可能意味着他把伊利当成了自己的家。郑的个人节俭是其多年养成的习惯(事实上这在与郑同辈或年纪更老的中国企业家中并不罕见)，与大公无私无关。像牛根生用自己的钱为大家补发年薪的事郑俊怀也有可能做出，呼和浩特市政府曾奖励郑50万元，后者全部捐出。实际上郑俊怀在乎的是决定权。在给伊利董事会的一封辞职信中，牛根生写道，有一次牛、郑到新疆参加乳品会议，返程到机场时，牛坐了客户派的车，而郑却打车前往。事实上，客户派了两辆车，由于郑俊怀先行动身，没有接上。牛说，这辆车一直追到了机场。因为这件事，郑俊怀觉得牛根生眼中没有自己。郑俊怀可以打车，可以出差坐经济舱吃方便面，但必须是出于自愿，这是一个权威所必须的。 

在一个形成权力斗争文化的公司中做权威，在苛察他人的同时必要律己极严滴水不漏，这是代价。很不幸，郑并非完人，也有私欲，所以，把郑从灯火楼台送入黑暗中去的，正是郑俊怀本人。其“敌人”如果真的存在，那么有一天“敌人”倒下，也不能反证郑的清白。  

 

出狱后的企业家们还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光荣吗？ 

2009年3月，保外就医半年的前德隆集团董事长唐万新再度被收监，原因是唐行事高调广受关注，给狱方造成太大压力。而2002年就已保外就医的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一直坦然种着自己的柑桔，近年受到的关注比唐万新只多不少。 

这说明，法律的边界实在不好掌握，从监狱出来的人都拿捏不定。你以为它是橡胶制品时，它会显现金属的品质。 

这两年，是企业家出狱(包括保外就医、假释)的高峰期。继2006年提前获释的原爱多电器总经理胡志标之后，赵新先(原三九集团董事长)、郑俊怀(原伊利集团董事长)、陈久霖(中航油新加坡公司CEO)、戴国芳(原铁本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原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等均已重获自由。 

人们希望在企业界重新看到这些曾创造出巨大财富的人。出狱后的企业家们还有可能找回昔日的光荣吗？ 

入狱前，胡志标曾因夺得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使爱多VCD家喻户晓，但企业很快资金链断裂以至破产。 胡因挪用资金罪被判刑8年。出狱当年，36岁的胡志标受邀为一个名为“彩宴”的灯饰品牌做策划顾问。胡袭用了自己爱多时期的策略，在广告上投以巨资，使“彩宴”一夜之间声名远播，代理商和经销商纷至沓来。如“彩宴”市场总监所述：“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推广手法，一种在照明行业见所未见的广告战略，让彩宴一瞬间成为行业的热门话题。” 

胡志标就像当年重新执掌长虹电器后继续迷信“降价”手段的倪润峰。他们没有变，市场变了。一年后，彩宴公司资不抵债，拍卖资产抵偿工人工资后关闭。胡志标在爱多破产时总结“公司后期管理非常混乱”，彩宴与之如出一辙。目前，胡创办了“胡志标企业管理咨询机构”，“致力于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从事实业的企业家们在狱中数年，其所在的行业和市场环境都发生了巨变(如VCD产业已近消亡)，欲以当年的“咒语”重奏呼风唤雨之功，无异刻舟求剑。个人尽可复制，大势岂可再得？忘记从前的成功，洗心革面另起炉灶，坐论容易，起行实难。以此观诸赵新先、郑俊怀等人，即使有雄心改行，时间恐怕也已不够。黄宏生若非创维股权在握，让他在家电行业重打鼓另开张，想必心有余力不足。 

希望在另一些人身上，比如唐万新。唐在入狱前曾掀起产业整合的巨浪，冀望打通金融和实业之间的通道，后资金不继功亏一篑。2006年4月，唐万新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刑8年，折抵关押时间，目前已服刑5年。据报道，唐保外就医后，“一个以唐万新为精神领袖的创投团队也随之成立，管理的资金规模约为7500万元”。唐的一位现在任职北京现代汽车的前部下说，唐又已获得“保外”，正在北京，只是暂时不敢再张扬其事。“这个人，一定会干点儿什么的。”唐的这位前部下说。 

唐万新擅长资本运作，一个时期内，他对各个行业研究细致(德隆曾有数百人的研究团队)、判断精准(新疆屯河和湘火炬都是优良资产)。唐是一个杰出的预言家和先行者，即使入狱5年，其之前倡行的观念也并未过时。 

出狱的企业家们多曾领风气之先。无论是否有过监狱生涯，于风气之先，能一领再领者少之又少。在这个意义上，出狱企业家面临的关于其未来的追问，同样适用于那些与监狱无缘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杂志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编辑 | 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