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28

张江。上海浦东新区的张江镇,因张江高科技园区而闻名。这里集中了大量软件、半导体和医药研发企业,每天有超过6万名年轻人在这里上下班,男人,占了绝大多数。

他们大多数拥有理工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才华横溢,低调朴实,有着不错的薪水,却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消遣,每天延续着学校里两点一线的生活。他们,就是”张江男”。

是现代产业的奴隶,还是追寻梦想的开拓者?在灯光迷离的上海城,埋藏在一张张年轻的脸背后,是怎样的喜怒哀乐,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为了近距离接触张江男,我决定赶在早高峰的时候去坐地铁2号线。

早上8点10分,我在人民广场站被地铁工作人员硬塞进车厢时,脑子里飞快蹦出两个字–春运。前胸帖后背,我被挤得喘不过气。试图换换身位,不小心踩到一个男孩的脚,蹭到一个靓女的胸,两人神情淡定,没丝毫反应,似乎对此司空见惯,听到我说”对不起”也仅微微点头。

我的周围,遍是张江男,他们很容易被认出。背双肩笔记本电脑包,眼睛有点肿,穿不知品牌的T-SHIRT和牛仔裤,戴眼镜,头顶永远有一撮头发翘着,耳朵上插着MP3,手里拿着报纸或PSP。当地铁开到张江站时,车上剩下的大多数是有以上特征的张江男。

大部分张江男并不住在张江,而是分布在市区各地,他们或多或少想跟这个繁华的都市保持一点联系。每天清晨,在张江一家药厂做研发的梁骏(化名)和浩浩荡荡的几万人一起,乘坐地铁2号线跨过黄浦江,到达张江高科站,然后换公共汽车到公司。他说,早上7至9点的地铁2号线,被好事者称为”张江专列”。

张江高科技园区地广人稀,缺乏应有的生活气息和配套服务,颇为荒凉。仅有的几个住宅小区,也由于入住率过低,周边尚未形成有规模的商贸环境。每天上下班时间,中兴通讯有80辆员工车往返于市区和张江。中兴通讯上海研发中心行政主任陈苏民说,”张江的房价虽然比起市区来价格偏低,但是性价比太低了。我们的员工,大多数都住在浦西。”梁骏虽工作在张江,但是他并不打算在这里买房子,因为”张江没人气”。这里一切的存在,好像都只关乎工作,和生活无关。

中午12点左右,张江高科地铁站周边的”圆环传奇”开始热闹起来,挂着各式胸牌的张江男女汇聚于此。这个被张江人戏称为”圆环套圆环”的美食广场,成为张江最具人气的商贸区。据说这里一份普通的葱香回锅肉饭至少要18元,比风景区还要贵。

肯在张江工作的,十有八九不是上海人。梁骏说,喜欢”轧闹猛”的上海人连浦东都还未能全盘接受,更别提张江这样荒凉的地方了。和美国硅谷的亚裔人士难以融入美国人的圈子一样,外地人也很难在张江体会真正的上海。

和张铂(化名)约好晚上7点一起吃晚饭,但见到他的时候已是晚上9点。见面后他不断给我道歉,说今天有个紧急事情,不得不加班。硕士毕业后他就来到张江,在一家软件企业做工程师。”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一行行的代码全是人敲出来的啊,我们只不过是高科技民工而已。”张铂说完,点了一支烟,狠狠抽了两口,疲惫写在他年轻的脸上。除了必须完成日常的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还要加强学习,不断将知识换代更新,否则某一天就会被淘汰。”今年本科毕业生有四百多万,未来几年研究生也将越来越多。他们更有激情,也更廉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扑向上海,扑向张江,我们终将被替代。”张铂有点悲观。

于是,张铂将周末时间利用起来去充电学习,个人生活也只好无奈的被缩减成两点一线的枯燥重复状态。来上海两年了,父母前不久从湖北老家来上海看望他,他也只是带二老去外滩逛了逛。他说,对上海,实在是不熟悉。

张铂说,虽然月收入过万,但在上海人眼中,他仍然是个十足的”乡下人”,他所了解的名牌,仅限于美特斯邦威和班尼路几个牌子。上海的繁华和奢靡,与他绝缘。张铂并不喜欢张江男这个称谓,”把我们当动物一样看,感觉是歧视”。当我和他讨论归属感的问题,他反问我,我们这一代人能有归属感么?一时语塞。

经历过1次学生时代的爱情,参加过2次各种名目的集体相亲,至少被老妈安排赴过3次以上的传统相亲……这似乎成为张江男标准版的”恋爱史”。张铂也一样,本科时的女朋友已嫁给他人做上了富太太,而自己几次相亲却未任何收获。”不善交际,没心思交际,也不想交际。”他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

一夜情,在某段时间成为他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和大部分发生在酒吧等夜店的一夜情不同,他们一般通过一个本地的论坛认识。张铂甚至希望能通过论坛认识一名”南西女”,但这个想法,却很天真。南西女,同样是上海极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他们出入南京西路周边的高档写字楼,有不错的学历,体面的工作,穿Prada的大衣,挎LV的包,出入高档会所或者是夜店。妆容精细,骄傲而矜持。显然,他们是这个时代格格不如的两类人。

张铂有一个梦想,就是赚一笔钱,做一个好项目,自己创业。”我还是会留在张江,爱恨交织吧。”

当一个归纳概括某个群体的名词出现时,实际上是抹杀了其中个体的存在价值。淹没在地铁汹涌人流中的张江男,他们每一个个体,也真的只是平凡的个体,有着平凡的快乐和苦恼、荣耀与算计,哪怕他是个张江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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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25

李真请我在中山北路的”外婆家”吃杭帮菜。他特地给我这个外地人点了一道著名的点心,葱包桧,然后让我猜这个名字的由来。凭借浅薄的历史知识,我想大概这和南宋时期秦桧和岳飞的故事有关。事实也大抵如此。

很自然的,我们就聊到了南宋,以及它的都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南宋诗人林升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重重叠叠的青山,鳞次栉比的楼台和无休止的轻歌曼舞,可见,历史上的杭州就是一个具备诗人特质的绵绵温床。”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又或者,杭州就是一位温香软玉的西子佳人。

所以,在一个暖风醉人的下午,走在西湖边的时候,让我很难将杭州这座城市与科技、创业这些生硬且略带晦涩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湖边满是悠闲恬淡的路人,说着似懂非懂的杭州话,打牌,晒太阳。西湖边的柳絮风吹得人心里软绵绵的,杨柳岸的晓风残月让人长醉不愿醒。

从市区的西湖出发,一路向南,跨过钱塘江,就到了一块曾经属于萧山的区域–滨江区,也就是杭州高新区,它们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而与滨江区隔江相望的,是杭州城市中心南移中重点打造的钱江新城。

杭州市区还有两块区域属于高新区。一块在西湖区的文一路、文二路和文三路一带,另一块是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下沙区块。

还在上学的沈欢,现在阿里巴巴集团实习。下午6点左右,天色渐渐暗下来,她带着我从文二路的淘宝网出来。周围写字楼里有下班的人陆陆续续的走出,街道陈旧而拥挤,饭店里面人头攒动,小巷里的摊贩也开始忙碌起来。前段时间,沈欢就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她说,虽然贵了点,但离公司近,而且这里生活很方便。

阿里巴巴集团的童文红副总裁告诉我,明年的这个时候,阿里巴巴在滨江区的大楼将投入使用,一部分员工将搬到那里去办公。我不禁杞人忧天的开始为沈欢担心,过了江,她又将面临一个怎么样的生活?

李真告诉我,西湖边的别墅都是天价,购买者中鲜有杭州本地人,大多来自于浙江最富有的温州、宁波,以及和杭州紧邻的萧山。这些城市,都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的地方。

将萧山市撤市设区并入杭州,以及将滨江区和高新区合二为一,在老萧山人看来,是他们心中永远也无法接受的事实,甚至是他们的耻辱。一个萧山的朋友对我说,不要称她为杭州人,叫她萧山人,或者是绍兴人。她说,在杭州的银泰这些大型的商场,能为高档商品买单的人,大多数人说的都是萧山话。”杭州市区哪里有创业做生意的环境,你看那些杭州人,全在西湖边上喝茶晒太阳呢。真正要创业,应该来萧山。”由于她始终无法对杭州达成认同,言语不免有些偏激。

江北创业,江南长大。滨江区发改局的严明潮局长希望建设中的滨江区能成为杭州企业迅速成长的孵化器。与此对应的,杭州市政府和滨江区政府也在积极的推动市区企业的南迁。去年,网易和阿里巴巴在滨江区的大楼均已奠基,而在此之前,UT斯达康等一批企业也已入驻滨江区。

但企业的搬迁速度与滨江区的建设速度并不相匹配。要不要过江去?这是正华电子总经理洪军曾经思考的艰难问题,只不过现在已经有了答案。正华电子下属的几家子公司都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并在高新区注册,按照现行的规定,不管厂址和办公楼在哪里,它都是享受的高新区的政策和待遇。”去滨江和我留在江北,在政策上,没有任何的区别。”洪军说。

那么,公司运营成本、员工的稳定性和生活的便利性,也就成了洪军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显而易见,对于正华电子这种需要大量产业工人的企业来说,在这两个方面,江北的杭州老城区,更具有比较优势。

离开正华电子的时候,我问洪军,UT斯达康不就已经过江去了吗?洪军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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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6

2000余年前,心灵手巧的苏州绣娘们,以针代笔,在一幅薄绢的一面绣成腾飞的金龙,另一面则绣为银龙,造就了苏绣中著名的”双面绣”。在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郦方眼中,双面绣,就是苏州这座城市如今最鲜活的象征。

我曾问过”名城苏州网”糜嘉浩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叫”名城”而不叫”古城”?他给我的答案是,很多城市都在寻找一些词汇描述其城市,对于现在的苏州城而言,用”古城”来定义,已有所偏颇。

铺开苏州地图,整个城市呈带状形态,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15公里。东部为苏州工业园,西部是苏州高新区,古城居中。已开工建设的地铁1号线,将三区连接起来。

产业双面

在某些城市的开发区,白天是一片工厂的繁忙生产景象,而夜幕降临,开发区里人去楼空,俨然就是一座死城。晚上10点左右,我打车路过苏州工业园的环金鸡湖地区,马路上车流如潮,车辆滞留在红绿灯前,街道边霓虹闪烁,三三两两的妙龄女子踩着鼓点,结伴而行。司机说,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苏州人习惯称苏州工业园为”园区”。确切地讲,苏州工业园已经超越了传统开发区的概念,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制造加工等第二产业为主的”工业”园。苏州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杨知评说道,常住人口超过60万的苏州工业园就是一座新城市。

时至今日,这座新城,以占苏州4%左右的土地和人口,创造了占全市15%左右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吸引了25%左右的外资,实现了30%左右的进出口总额。根据商务部的报告,园区综合发展指数名列全国第二。

在现代大道周围,交织着数条以”苏”和”星”首字命名的道路。在这些道路的两边,贮立着三星电子、AMD、索尼、金龙汽车的制造工厂,苏州工业园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液晶面板出货基地和芯片封装测试基地,大型客车和芯片产能也排在全国前三位。同时,现代物流、服务外包、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也不断壮大,已集聚软件设计、金融服务、风险投资、物流仓储、动漫制作等服务企业400余家。

园区管委会宣传办副主任刘杰说:”苏州工业园始终坚持二三产业的并重发展。二产是基础,没有二产的繁荣,三产怎么能发展?但是光有二产,缺少活力,抗风险能力也就很低。”我们看到,在苏州工业园的土地上,有成片的大型制造工厂,也有鳞次栉比的高档写字楼;有外资银行和商场聚集的金融商贸区,同样也分布着住宅休闲旅游区。

这些区域都按照园区的规划蓝图被划分成独立的块。中午12点左右,我们从园区的国际科技产业园出来,只好花20元打车去商贸区吃饭。

政府双面

苏州工业园从1994年开始建设,其城市现状与14年前的总体规划蓝图基本一致,这个体现政府高度执行和管理能力的细节,在采访中数次被人提及。

借鉴新加坡”需求未到,基础设施先行”的做法,苏州工业园按照”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的开发建设原则,适度超前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严格按规划功能区域和控制指标整体推进开发,避免了滚动开发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保证了开发建设的高强度与高水准。苏州工业园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对外招商和公共行政管理多个方面均是参考的新加坡模式。这种模式,今天也正在被天津市所借鉴。

与高度行政执行力对应的,却是政府在园区建设中的全面市场化运作。比如,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CSSD)作为园区国资公司,负责园区基础设施开发、招商引资、项目管理、咨询服务等事务。类似的国资公司,在园区已达到20余家,覆盖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商业旅游、房产、仓储物流、教育科研等多个方面,通过市场手段支持和服务企业的同时,也成为园区收入的重要来源。

一个市场化的典型是苏州创投集团,这也是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在中国的成功翻版。苏州创投集团常务副总裁姚骅说:”我们不仅活下来,还活得很滋润。我们用国资培养了专业化的投资团队,政府也非常的开明,完全让我们按照市场规则去做。”从最初的2.5亿注册资本,到现在的30亿注册资本、80亿的募集资金,苏州创投集团只用了不到7年。

公务员群体,于是成了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一位园区工作人员说,现在招聘普通公务员,基本都需要硕士以上学历,并将送到新加坡进行培训。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们需要具有高度执行力、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这个观点在园区管委会杨知评主任那里也得到印证。杨主任在谈到园区的核心竞争力时说:”年轻化、高学历、国际化的政府及下属机构工作人员,没有老一套的官僚习气,他们执行力强,并且充满活力和激情。”

李琴(化名)是苏州人,在澳洲留学归国之后,进入园区管委会做公务员。像她同样具有海外求学背景的人,在园区管委会里面很常见。”压力很大。”李琴说。

文化双面

余秋雨的笔下,是2500年历史的”白发苏州”。在朋友的带领下,我们沿着缓缓流淌的平江河行走,青石板路,粉墙黛瓦的老宅,街坊的吴侬软语,苏州老城里传承了千百年最传统的平民生活,成就着斑驳光影中这条街最美的午后映像。

2500年后的今天,苏州古城的格局和宋人刊印的《平江图》双棋盘格局基本一致。在古城区,主干道临街建筑高度控制在22米,历史街区建筑高度控制在9米,古城处处彰显着苏州人对古文化的敬畏之心。站在拙政园的倚虹亭里眺望,古城的制高点北寺塔近在咫尺,实际上二者相距近一公里。这便是苏州园林中的借景手法。

漫步苏州工业园,路边高楼林立、香樟成林。作为比杭州西湖还大的中国最大内城市湖泊,金鸡湖面积7.4平方公里,中央商务区环湖而建,高档酒店、住宅、写字楼和商业休闲设施云集。园区管委会宣传办副主任刘杰说,香港九龙仓集团和新鸿基地产还将在此兴建高达400米和300米的摩天大楼。而在金鸡湖南边独墅湖畔的高教区,沿湖而建的是苏州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和数十家全国名校的研究生院。

古城与新城虽然被严格地分开,但这个城市里的人,却同时接受着”吴文化”和”洋文化”的浸淫。

入夜,在京杭大运河的画舫上听评弹。男者瘦而清爽,身着青色长衫,手捧三弦,女者一袭旗袍,脂粉扑面,怀抱琵琶。听完一曲《西厢》,我醉在那唱腔和韵律里面。从盘门上岸,打车出古城,进入苏州工业园区,毗邻金鸡湖的的苏州科技文化艺术中心灯火辉惶,作为金鸡奖永久评奖基地,今后每年的金鸡奖将在这里角逐而出。糜嘉浩说,除了听评弹,他现在多了一种爱好–来这里听歌剧或演唱会。

舒适恬淡的古城生活,园区和高新区带来的发展机会,促使糜嘉浩大学毕业后义无反顾的回到家乡苏州。在我所认识的苏州人中,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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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5

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华尔街日报》广告部负责人费斯特用尽心思拉来了福特公司的巨额广告,但他需要一个比较重要的版面,于是去找发行人巴尼·基尔戈尔,总编辑克比恰好也在场。显然,基尔戈尔对于损害读者利益、迎合广告要求不太感兴趣,因为《华尔街日报》的主要版面是不容出卖的。克比也挖苦道:”不要答应别人你自己做不了主的事。”费斯特反驳道:”是广告在付你薪水。”此时克比暴跳如雷:”是记者们付我薪水,你也是一样。”

不知道,当我们去重温那样美好的时光时,会不会为公正陈述事实的社会使命感的缺席而羞愧。在这个互联网称王的媒体时代,可能我们都忘记了,我们产出的新闻内容,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对一名作者的尊重,应该比尊重一名广告客户来得更为高尚。可笑的是,比如网络媒体,很多时候连作者是谁都不清楚,何来尊重。有奶就是娘。

所以,在我看来,以”提升市场地位”的理由而搬迁去北京,比较操蛋。如果有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去北京?我是回答”北京才是新闻的现场”还是直接回答说”搞钱”呢?即使在现实中,去北京更有利于新闻内容的提升,但在老板们看来,内容算个鸟,有钱,买不就得了。媒体是不适合目光短浅的投机者与对自我理想缺乏信心的编辑人的,因为媒体要求从业者相信自己的梦想,相信自己与众不同,相信新闻理想的高贵性。哎,别天真了,老丁哪可能会有。

《商业周刊》的总编辑斯蒂夫·谢泼德自信地说:”在我们那里,决不会出现广告干涉编辑的事情。”这种信念,也同样出现在《财富》与《华尔街日报》。

谈论确立编辑独立原则,对于中国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来说,未免有点奢侈,虽然这可能是中国媒体走向成熟得基准。

但是,真得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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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0

在大连中山广场,柳萌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来到东北最好的城市。这个爽朗的吉林姑娘,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大连,在银行有份稳定的工作。

一百年前,一批揣着图纸来到大连的沙俄工程师,建造了大连城区这些以广场为中心的具有异国情调的楼群。今天,在大连开发区五彩城南门前的金马路隔离带中间,一排代表着在大连开发区投资的各个国家的国旗迎风招展,在她们背后,是一排排现代化的厂房和楼鳞次栉比的办公楼。从2002年开始,一条城铁将这两个相隔30余公里的区域连接了起来。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天如此地吸引人们的关注,可能并不是因为她曾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而是因为英特尔公司芯片制造项目的落户建厂。总投资60亿美元,这个项目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一个单体外商投资企业项目。

中国的班加罗尔

柳萌告诉我,由于近代历史上日满政府统治的原因,大连市至少有10万人会讲日语,日语在这个城市的中小学校中,是第二外语。大连机场,几乎每两个小时就有一班飞机飞往日本。酒店大堂沙发旁的宣传册,日语也取代了英语成为主要的外语版本。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将大连称为”中国的班加罗尔”。顺着车窗望出去,我看到了挂着CSK、欧姆龙、阿尔派、FTS、古野电器等LOGO的日资软件企业办公楼,还有大量的民营软件公司,她们的主要业务,就是对日软件外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竞争压力让日本企业急切需要降低软件外包风险,降低成本的途径,大连开发区的软件外包业,于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前台。美国的外包成就了印度软件,日本的软件外包,也就成为大连复制和超越班加罗尔的机会。

日企的积聚,同样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老家是江苏无锡的李斌从小学的外语就是日语,在江苏大学上完本科后,他考取了东北财经大学的研究生。”中国日企最集中的地方就是长三角和大连,但长三角的日企普遍以传统制造工业为主,而且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腻了,所以就来大连了。想法很单纯,就是想找份好工作,日语是我的优势。”李斌说。

见到李斌的时候,他刚从上海实习回到大连。而他现在的想法,又和当初有些变化。从开发区工作的师兄那里了解的情况,今年上半年开始,国外的订单越来越少,有一些小型的软件公司已经关门歇业。李斌说:”我打算毕业后还是回长三角去,毕竟那里机会更多,而且,软件外包,总之还是属于低附加值的产业。”

出租车司机老铁最直观的感受是,开发区发展起来以后,一是日本人多了,二是房价贵了。到晚上10点,大连的街道上冷冷清清,但开发区金马路边有条酒吧街里却很火爆。老铁每天晚上都会在那里拉客。”这些日式酒吧都提供特殊服务的。”这个东北汉子摇着头,嘴里还不停诅咒着那些给日本客人献媚的中国姑娘,”有时候我真是看不顺眼,但为了多赚点钱也就夹着尾巴装孙子了。大连最近几年房价暴涨,开发区这么偏僻的地方也到 6000,海边的全是两万以上。”

高得离谱的房价,也是李斌决定离开大连的原因之一。在他的家乡无锡,现在的房屋均价也就6000元左右。

60亿美元带来的机会

大连市长夏德仁,这位被尊称为”软件市长”的操盘手,兼具着学者的儒雅和商人的睿智。10年前,他从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任上调往大连市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和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一起,探索并实现着大连的软件帝国梦想。

任何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被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都会发现它的深意。受国家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作为老一批重工业制造基地的大连,带来的不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出大量下岗人员。大连将向何处去,成为困扰薄熙来和夏德仁的最大问题。而大连天然具备的日韩合作区位优势以及众多科研院校的智力支持,使得大连开发区在当时走上以对日软件外包为主的产业发展道路,巧合中,透视着必然。

但这样的发展模式注定也是短命的。因为,国家建立开发区的最终目标,依然是要落实到发展具备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民族企业,而不仅仅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及低附加值的加工和制造。

去年3月份,世界头号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入住大连软件园。总投资60亿美元的大连芯片厂是英特尔在全球第八个、亚洲第一个300毫米晶圆厂,预计在2010年投产。英特尔在大连建设芯片工厂的意义,一方面体现的是海外高科技企业开始向中国开放核心科研和制造技术,而对于大连而言,可能更重要的,这将是大连开发区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或将成为第二次跳跃的起点。

10月28日,夏德仁和英特尔CEO欧德宁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满面春风。他指出,英特尔在大连建立芯片厂以及后期的投资,对于大连发展自己的集成电路产业将是很好的推动。”我将把更多的软件企业推荐给英特尔,让他们成为英特尔前端的合作伙伴,帮助英特尔推动产品应用,也帮助大连本土企业成长。”他说。

英特尔大连工厂总经理科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到2010年,员工人数将达到1500人,英特尔会加大对培训的投入,希望在未来两年内,逐步实现员工本土化。

就在同一天,夏德仁又出现在另一家跨国企业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思科宣布与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思科全球高级服务支持中心,她也成为落户大连软件园的第35家世界500强企业。

与李斌所选择的离开不一样,柳萌说她和男朋友商量好了,计划明年买房子后定居大连。”我相信大连是有机会的,最坏的打算,我孩子那代能比我现在享福吧。”柳萌笑着对我说。

该来的终究会来,该走的终究会走。真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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